中东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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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都差不多

中国新闻周刊

　　二阶俊博是当前小泉内阁中罕有的温和派人物。作为负责东海问题谈判的日方官员，他主张以对话方式解决问题，使东海成为中日两国的“和平之海”和“合作之海”

　　★ 本刊记者/秦轩(发自日本东京)

　　坐在日本经济产业省办公室宽敞的会客室中，记者眼前这位日本官员身材不高，一副干练沉稳的模样。他说话慢条斯里，表达清晰。

　　他就是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3月29日下午，二阶俊博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这是他担任经济产业大臣后首次接受中国记者的专访。

　　二阶俊博是日本政坛中的资深人物。1983年，他以自民党选举人身份当选日本众议院议员，随后加盟当时自民党最大派系竹下派。10年后，二阶俊博跟随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从自民党出走，在日本数次创立新政党。几经沉浮，二阶俊博在 2003年领导自己创建的新保守党并入了自民党。

　　回归自民党后，二阶俊博深得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器重。2005年5月，二阶俊博被小泉钦点为邮政民营化改革法案审议特别委员会的委员长，为推动该法案在众议院得以通过立下头功。

　　在采访的最后，二阶俊博赠送给记者一套明信片，明信片的封面就是他在邮政民营化改革法案得以通过后与小泉握手庆祝的照片。

　　在对华关系上，二阶俊博是著名的“知华派”。2000年，时任日本运输大臣的二阶俊博就曾与日中友协会长平山郁夫一起，组织5000多名日本各界代表来京参加中日文化观光交流大会。两年后，二阶俊博组织成立了“和歌山县日中友好交流推进协会”。

　　2005年10月，二阶俊博被小泉任命为经济产业大臣。评论家认为，在小泉鹰派色彩极为强烈的新内阁中，二阶俊博是一个罕有的“亮点”。

　　“为东海问题所付出的努力，对解决更广泛的中日问题非常重要”

　　作为日本经济产业省大臣，二阶俊博负责与中国的经济交流及东海问题谈判。

　　在东海问题上，中日两国目前在东海专属经济区的界线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分歧。一向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3月15日声称，如果中国在中日“中间线”附近正式着手开采春晓油田，日本方面应考虑采取"对抗措施"。

　　麻生太郎的言论遭到二阶俊博直言不讳的批评。二阶在富士电视台上讽刺麻生道：“作为外相，言谈必须慎重。如果喜欢强硬行事，那干脆去中国强硬好了。”

　　二阶俊博一直主张中日两国应以对话方式解决东海油气田问题，而不应贸然采用在“中间线”日本一侧试开采等手段激化日中矛盾。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东海问题，您的意见是什么？

　　二阶俊博：日本政府关于东海油田开发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努力使东海成为合作之海。

　　在担任经济产业大臣以后，我一直向中方传达一种想法：早日召开有关东海问题的部长级会议。两国政府应该为了两国人民努力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法。在今年1月，中日双方召开了非正式的部长级会议。在今年2月访问中国的时候，我向中方表达了希望通过对话迅速解决这一问题的方针，结果在时隔第3轮东海问题磋商5个月之后，双方召开了第4次部长级会议。

　　我认为，第5次会议的早日召开，以及为了解决东海问题所付出的努力，对于推进解决更广泛的中日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新闻周刊：3月23日，日本宣布将延期决定本财政年度的对华援助贷款。有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冻结对华援助贷款，是为了在东海问题上获取中方的让步，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二阶俊博：对华援助贷款和东海问题完全没有关系。东海问题由我负责，对华援助不在我的权责范围内。我个人认为，对华援助贷款是很重要的交流手段，从中日友好的角度来看，应该继续下去。

　　“即使对对方不满，中日两国都要努力促进相互理解和信赖”

　　今年2月，二阶俊博应邀访问中国，这是自2005年10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第五次参拜靖国神社以来，自民党内阁成员首次访华。观察家评论说，小泉在中日关系极度困难之时派一位对华友善的官员到中国访问，表明日本政府希望谋求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体现了日方的现实考量。

　　中国新闻周刊：您在2月下旬访问中国时，会见了中国政府高级官员，能透露交谈的内容是什么吗?

　　二阶俊博：今年1月23日，我正式接到了中国商务部薄熙来部长的访华邀请。在与外务省和小泉总理商谈之后，我决定访问中国。

　　日中关系的改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扩大两国的对话和交流。在对中国政府及领导人提出一些重要建议的同时，我们也强调双方各阶层之间对话与交流的重要性。具体来说，就是召开一些论坛，使两国有进一步交换意见的平台，如节约能源、解决环境问题的论坛等等。

　　我们的建议还包括，进一步扩大和发展经济产业领域的交流，确立积极的行动计划，扩大中日两国的人员交流等内容。这些提案得到中国政府相关领导人的赞同。

　　我认为，中日两国经济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过。中日各领域的人士获得更多的交流机会，这对中日两国的关系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中国新闻周刊：请问目前有没有邀请中国政府高级官员访日的计划？

　　二阶俊博：薄熙来部长很快要来日本参加节约能源、解决环境问题的论坛。

　　中国新闻周刊：许多人认为，现在的中日关系极其严峻，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二阶俊博：中日两国从地理上说是邻国。两千多年以来，双方的人员、经济交流一直很活跃，这是无法隔断的。中日两国即使是对对方存在不满，也必须不断通过对话和交流的手段加深两国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赖。

　　中日两国的贸易总和已经达到1850亿美元，日本对华投资约为65亿美元，占中国引进外资总额的10%。中日两国间的经济关系应该是互利互惠的，合作对中日双方都很重要。

　　日中友好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上代人经过努力得来的成果，我们应该时刻记住这一点。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中国领导人的意见是一致的。

　　现在的中日关系处在困难时期，正是因为这样，为了让两国关系拨云见日，加深两国的对话和交流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认为，作为邻邦的日中两国，加深彼此间的互补合作关系，现在就是一个机会。我们应该以为两国人民谋求更大的利益为目标。我们应该为了构筑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通过扩大两国间的对话与交流，谋求共同利益，朝着共同的方向，走合作发展的道路。这比什么都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据了解，今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和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组织的节约能源及环境问题论坛将在日本举行，中方将派150人的代表团参加。在当前的中日关系的局面下，这一交流活动是否有特殊的意义？

　　二阶俊博：近年来，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也面临一些问题，比如能源问题、资源问题，这些也是日本需要面对的问题。此外，河流污染、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也十分严重，有必要强化保护环境的政策。日本也曾面临过环境问题和能源节约问题，有过惨痛的教训。日本的这些经验教训以及有关技术如果能介绍给中国，日本政府非常愿意合作。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相关人士还在为这些问题而苦恼，所以希望能够为解决这些苦恼做出贡献。 ★

本周中国新闻周刊

　　2月12日，麻哈姆德・拉玛西，收到了正式通知。从该日起，他正式成为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新议员。

麻哈姆德于1989年加入穆斯林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那年他27岁，在罗马大学学医，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1994－2000）年期间，麻哈姆德回到巴勒斯坦。在今年1月大选中，43岁的麻哈姆德作为候选人参加大选。

　　此次大选中，一共有74名哈马斯的议员当选。委员会一共有132个席位。

　　麻哈姆德住在约旦河西岸的城市拉马拉，他在一家医院的急救室做麻醉医师。目前他还担任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的发言人。

　　通过巴勒斯坦的阿拉伯记者同行，本刊记者拿到了他的联系方式，有一次给麻哈姆德先生家里打电话时，他的姐姐告诉记者麻哈姆德不在家，同时反复强调说：“我对他的一切事情都不清楚，我不知道他的工作，也从来不管他的事情。”

　　本周日，本刊记者联系到了他本人，通过国际长途进行了专访。

秦轩：您能否介绍一下哈马斯选出的新总理哈尼亚，包括他的教育背景？

麻哈姆德：他是在加沙大学学习了4年，专业是阿拉伯语。他是本科毕业，没有博士学位。他今年43岁，有11个孩子。1992年，他在黎巴嫩，1年后他回到加沙。他是个绅士，非常文静，而且有头脑。所有的党派都能接受他。

秦轩：我刚刚看到的消息，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哈尼亚先生说，如果以色列撤出1967年占领的土地，包括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那么哈马斯将承认以色列的存在。这是否意味着哈马斯的政策有了变化？

麻哈姆德：不，今天哈尼亚总理否认了这个消息。英语媒体报道说他将承认以色列的消息不是真的。他没有提到承认以色列，只是说，哈马斯已经打算接受一个以1967年巴以分界为边界，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而且以色列要释放囚犯。哈马斯的政策没有变化。

秦轩：哈马斯现在已经进入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从在野党成为执政党。那么哈马斯是否需要准备好与以色列谈判。考虑当下的情形，谈判是否将在以色列3月的新大选结束后进行？

麻哈姆德：我们认为谈判是没有用的。因为巴解组织和阿拉法特主席与以色列谈了10多年，但是巴勒斯坦人没有获得任何权益。他们说要通过这个谈判，建立巴勒斯坦国。但是现在都已经是2006年，奥斯陆协议生效差不多都13年了，我们的土地比以前少了很多，穷人比以前多了很多，苦难比以前多了很多。所以我们说谈判是无效的。

以色列能听懂的唯一语言就是抵抗。所以我们不去谈判，我们要通过抵抗拿回我们的土地，推翻他们的占领。

秦轩：我曾经去过黎巴嫩的难民营，能够感受到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但是，请问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冲突会否让巴勒斯坦人民遭受更大的苦难？

麻哈姆德：我们不能放弃难民回到巴勒斯坦的权力，那样不可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我们看到那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的难民，他们的生活有多困苦。但是以色列说他们不能回来。以色列不同意保证难民的回归权。

秦轩：没有国际社会的援助，哈马斯如何保障巴勒斯坦的经济稳定。

麻哈姆德：我们说如果美国和欧盟的援助就是人道主义救援，那么他们应当继续。因为这笔援助不是给哈马斯或者给巴勒斯坦政府，而是给这里的人民。另外，以色列也不应该将税款冻结。那是我们的税款，拿到它是我们的权力。

这是一方面，而如果他们打算停掉援助，情况将不同。我们跟全世界说过，饥饿的人民是被激怒的人民。不仅巴勒斯坦人民会为此付出代价，以色列也会为此付出代价。你能理解么？巴勒斯坦是以色列产品的一个很大的市场。相信我，如果我们抵制以色列的货物，那么几百家以色列的工厂和公司就要倒闭了。那么经济困难也会出现在以色列一边。因为我们现在执政了，我们有权力，不仅仅禁止以色列人，而且禁止以色列的货物进入巴勒斯坦，那么付出代价的将不是巴勒斯坦，而是以色列。

秦轩：哈马斯的目标是什么呢？你们打算建一个伊斯兰国家吗？

麻哈姆德：我们不能建一个伊斯兰国，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现在我们的土地还被占领着。所以，基于现实的考虑，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结束巴勒斯坦的被占领。当巴勒斯坦人民解放了，自由了，我们必须让巴勒斯坦人自己去选择，他们到底要一个伊斯兰国家还是要一个世俗的国家。我们不能用任何形式强迫人民。比如我们不能去禁酒，但是我们要让人民相信，什么才是伊斯兰的正确的道路。也许他们会接受我们，相信我们，甚至愿意帮助我们。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不会要求改变任何事情。我们能做的，就是去让人民相信我们，去遵守伊斯兰教法。但是现在，我们首先要实现建立一个国家的目标。这之后让人民去选择，如果他们选择一个世俗的政权，我们也不反对。

秦轩：哈马斯为什么能够赢得大选，巴勒斯坦人支持哈马斯的原因是什么？

麻哈姆德：第一，他们很了解我们，我们帮助他们很多年。第二，我们是宗教组织，受到欢迎。第三，所有的哈马斯的候选人全部都拥有高学历，都是大学毕业生。像我在意大利获得的博士学位。我是医学博士。还有些候选人是工程学、经济学博士，等等。第四，他们全都知道，我们没有腐败。而法塔赫则不一样，他们的腐败问题有很多年了。

　　确实有些人说选民选我们是因为对法塔赫不满。但是这种人并不多。在所有选我们的选民中，有这种想法的人只占3％到4％。

秦轩：哈马斯与穆斯林兄弟会有很紧密的联系么。

麻哈姆德：我们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一支，是穆斯林兄弟会在巴勒斯坦的分支。他们给我们支持和援助。而且，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是一起的，他们会支持我们。我们去伊朗、埃及、沙特，我们要去向他们求助。

秦轩：从2000年至今，哈马斯已经策划了60次左右的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您对此有何看法？

麻哈姆德：我们曾和以色列有过很多此提议，要他们不要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但是以色列不听，他们持续地屠杀我们的平民。这是战争，平民也会伤亡，但是我们不愿意袭击平民。

秦轩：据说哈马斯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组织。您能否介绍一下这个组织是如何运行的么？

麻哈姆德：这个组织的中坚力量都是高学历的。这个我已经说过了。另外，哈马斯有两套系统，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军事的。政治系统制定政治战略、组织群众性的活动。军事系统则一直在努力工作。在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军事组织，估计比西岸这边要大。那里有30000名左右的哈马斯军事力量在活动。让哈马斯与众不同的是，纪律严明。如果哈马斯作出一项决定，所有的成员都会遵守命令。

秦轩：哈马斯由谁来做决策呢？

麻哈姆德：哈马斯，包括政治和军事系统，又分成四个区。第一个是加沙地带，第二个是西岸。第三个是囚犯特区。我们有6000名成员还关押在以色列的监狱里。如果我们讨论一些大的事情，我们会通知他们，他们讨论后再把决定告诉我们。当然，这不包括日常的事务讨论。第四部分是我们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行政机构。以前他们在约旦，但是约旦将他们赶出来了，叙利亚欢迎他们，他们就去了叙利亚。

　　这四个区，各有25％的权力。如果哈马斯要作决断，需要这四个区的意见统一。

　　好莱坞很少有人关注巴以冲突的题材，恐怕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怕得罪了伊斯兰教教徒，搞不好好莱坞成了好莱坑。
　　但是老斯还是拍了《慕尼黑》，所以他算有些胆识的了。问题是，巴以题材中丰富、深刻、有戏剧性和想象力的故事无数，为什么选慕尼黑事件？为什么从以色列特工的报复来拍？也许，老斯为什么要拍巴以？这些，显然600字是说不清楚的。贾葭也说不清楚。
　　1972年的故事跟今天不同。那时还没有伊斯兰极端组织的穿长袍的人肉炸弹。黑九月的绑徒穿着一水的喇叭口裤子。不为殉教难，那为什么要绑架，要杀人，用剧中巴勒斯坦人的话说就是，HOME IS EVERYTHING。
　　这话说得非常精准，对犹太人一样有效。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犹太人才成批地开始成为ZIONIST（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支持者。他们同样不是为了史前的神话和民族主义，否则东欧开始排犹的时候，也不会大批的去西欧和美国。一神教都是伟大的，但历史上有太多的案例说明，一切宗教上的、民族上的理由都不能造成人与人之间持久的成规模的仇恨，除非有极端而特殊的外界压力。
　　只有家是实实在在的。
　　2003年底我跟着巴勒斯坦的同学在贝鲁特南边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乱转。我有两次想把带的棒棒糖给孩子。第一次是个小男孩，结果他大声呼喊，想打我。第二个，是个小姑娘，跟着我们走了很久，缠着我要钱，还拨开头发给我看上面的癣。
　　那个难民营已经有半个世纪了。换句话说，50岁以下的人一生都生活在难民营里，知道自己是巴勒斯坦人，但是没去过。
　　没有国家，意味着没有护照，没办法出去旅行，没办法工作，没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念书，参加考试，去上大学，没有图书馆，没有足球场，没有麦当劳，或者什么好玩的东西。当然，还有医疗设施、有水烟，有食物，有外来的捐助。
　　那里灰色的墙上贴着阿拉法特的宣传画，画上面有大大小小的弹孔。每条巷子都挂着标语，隔不久就有个烈士的大头像贴在难民营的入口处。他的名字，是要贴到清真寺大殿的墙上的。
　　出路是什么呢，在这种环境里长大？所以，HOME IS EVERYTHING。
　　而现在，麻烦的事来了，伊斯兰极端组织上台，搞不好会有很多人枉死。这个，老斯没拍。

TARAS

愤青太多，美女太少。

本文为发表在2005年12月9日的中国新闻周刊文章的草稿.版权所有,请勿转载.

福田康夫（FUKUDA YASUO）

福田康夫是日本自民党最有意思的人物之一。福田康夫的父亲是日本原首相福田赳夫。森派继承的就是他的势力。福田康夫本人也是森派骨干，当小泉纯一郎还在森派当马仔的时候，福田康夫已经是森派的“太子殿下”了。
福田康夫本人与小泉的关系也相当微妙。当初小泉曾经拜福田赳夫作老师，成为福田赳夫门下弟子。小泉成为首相后，对恩师之子也桃李相报。福田康夫本人连任三界内阁官房长官，一直是小泉名副其实的大总管。
但是，2004年5月，福田夫自曝内幕，公开承认未缴纳国民年金，并表示愿意为此负责下台，而小泉首相随即接受了他的辞职。有人怀疑，福田康夫自己接短，而且该丑闻本身够不上需要请咎辞职的地步。所以，很可能是因为他担心做官房长官太久，权势过大，招惹小泉的警觉，所以才以退为进，以自污的方式与小泉保持距离。
9月日本国会大选，小泉首相的新内阁成员中没有出现福田康夫的名字。因此也有人认为福田康夫已经失势，外加他已经将近70岁，不会再是下一任首相的热门人选。
在日本政坛，福田康夫以亲华派著称，曾多次公开表示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2003年8月曾来中国访问，并受到温家宝总理的会见。中国对于日本修改宪法是什么态度，福田康夫心知肚明。
自民党修改宪法，最担心的是日本国内左派势力的反对，其次就是中国和韩国等邻国的国际压力。而此次修改宪法，小泉偏偏指定要福田康夫来修改最敏感的部分――和平宪法第九条。福田康夫也最终还是决定接下这个要招人骂的烫山芋。个中滋味与利益得失，恐怕只有局中人体会最深了。
人物档案：
    1936年7月16日出生于群马县的高崎市，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毕业。从政前一度在石油公司供职，在美国常驻两年，后成为国会议员的秘书，并担任金融财政研究会（社团法人）理事多年。
1990年他首次当选国会议员，在自民党内属森喜朗派。迄今为止他在国会、政府乃至自民党内担任过不少职务，如国会方面的内阁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的理事等，政府方面的外务省政务次官、冲绳开发厅长官、官房长官等，自民党内的外交部会会长、副干事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经理局长、政调会副会长等。
2003年8月，福田康夫曾来中国访问，受到温家宝总理的接见。
2004年5月7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以丑闻为由辞去了职务，目前为日本众议院议员。
福田康夫的父亲为福田纠夫，在出任日本首相期间，曾在1978年与中国签定《和平友好条约》。

人物专访

福田康夫：我修改了和平宪法的第九条

编者按：日本执政党企图修改宪法的行为之所以与我们有关，归根结底在于，日本将可能拥有一支拥有战争权的正规军队，并且在东亚地区和全球与美国进行更大更密切的国际军事合作。
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交战权，放弃战争力量。而根据联合国的公约，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日本应该拥有保卫国家的自卫权。在日本自民党看来，放弃战争权与行使自卫权是矛盾的。所以第九条要修改。
在旁观者而言，彼国拥有自卫权，无可厚非。一个国家的国民要求行使自卫权也并不见得是向右的标志。但是，自卫权范围有多大，却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因为当年七七事变，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战争的借口也是要行使自卫权。所以，我们应当关注的是，宪法第九条要改到什么程度，它修改的原则和目的又如何解释。
为此，本刊联系到日本自民党专门负责修改宪法第九条的人物――福田康夫先生，对他进行了专访。
本次采访得到日本共同社记者斋藤真先生的大力帮助，特此表示感谢。

中国新闻周刊：在本次宪法修改的过程中，您担当的工作是什么？
福田康夫：我担任的工作是自民党新宪法起草委员会设立的安全保障、非常事态小委员会的委员长职务。该委员会一直以“现行宪法第9条如何修正”为主题进行讨论。

中国新闻周刊：请问现行宪法第9条的修改，依据什么原则，修改的目的又是什么？
福田康夫：本次修改，目的并不是为了大幅度改变现在自卫队的存在形式。经过了战后60年时间，现行宪法已经不再符合现实情况。所以要对宪法进行修改，使它能够适应现实情况，这才是此次修改的主要目的。说得更简单一点，现行宪法也承认我国可以保有自卫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自卫权的存在也以此为前提。但是，如果有人问“现在的自卫队算现行宪法第9条第2项中否定的“战争力量”吧？”，我不能否认。客观地看，自卫队的确是“战争力量”。把这种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表达方式写得更精确一些，这才是本次修改的目的。如您所知，日本在战后60年间，没有参加过一次战争。现行宪法所主张的这种放弃战争的精神，我们今后也想继承下去。由此，尽管自卫队的称呼变成“自卫军”，对于实际状态来说还是没有改变。另外，今年我们迎来了战后60年、自民党建党50周年这个具有阶段性意义的时期，我想这也可以说是我们起草草案的一个契机。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和平宪法仍然有效，那么是否可以不修改呢？
福田康夫：我不这样认为。这是因为宪法和现实之间产生了隔阂，如果现实中需要启动自卫队，就会产生“解释改宪”的问题。不管怎么说，现行宪法是大约60年前制定的，它不能适应已经复杂化的现代社会，这也是理所当然的。PKO、PKF等国际行动，也是由于和第9条牵扯而在国内引起了各种各样的争论每当此时对于宪法的解释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便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也认为应该把它变得更符合这个时代，这是我的立场。

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有人认为“是日本的右倾化招致了这种改变”，请问本次修宪是否包含了对抗中国的意图？
福田康夫：完全不是“针对中国”。日本方面的基本态度是以《日中联合公报》为基础维持、发展日中友好，这一点没有任何变化。在这一点上，现在的小泉首相也是一样。确实，我知道围绕靖国神社参拜，日中之间存在着认识层面的差异。但是，从小泉首相之前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发展日中友好的想法是明确的。因此，说改宪是为了强化军事力量来对抗中国，这种想法是不可能有的。如果在中国存在这种看法，那我不得不说这种主张是基于某种特定的政治意图。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中日之间的关系极其严峻，这是事实。
福田康夫：我要重复，在历史问题上日中之间的认知存在差异是事实。平且这一问题无法简单的解决。我认为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尽管如此，如果日中关系因为历史认知而就此停滞，那么对于日中两国来说都没有益处。而且，一旦发生停滞，我认为中方也有原因。我认为日中两国虽然面临很多课题，但有必要为发展关系而作出努力。
中国新闻周刊：自民党向国会提出宪法草案时，并没有提出时间表，请问这是为什么？
福田康夫：在日本，还没有具备关于修正宪法手续方面的法案。由此，以现在的状态来说，提出草案本身也是不可能的。现在，国会正在展开关于手续法的讨论。在制定手续法之后，关于草案的讨论才会正式开始，而这个讨论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到实际制定为止，可能要花费5年、甚至10年。

中国新闻周刊：草案当中，把自卫队的军权集中给了首相而不是内阁，请问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
福田康夫：之所以明确写出以内阁总理大臣作为自卫军的最高指挥官，是因为我们判断有必要通过把军队指挥权集中交给由民意从国会议员中选举出来的内阁总理大臣，来明确我国是“文民政治”。根据这一点，首相（在直面非常事态的时候）要和其他内阁大臣进行商议，在内阁通过的基础上，作为政府方针提出。并且，这个政府方针必须获得国会的同意，而国会是由通过选举胜出的国会议员组成的。上述内容都说明，我们的草案是以极其民主的程序为前提的。反过来说，如果不把军队的指挥权集中给首相，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就会引发很大的问题。如果政府在面临这样的紧急事态时无法提出及时的处理方针，在现场的部队就有可能不得不采取超出法规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这是极其民主的选择。

中国新闻周刊：修正案的开头这样写道：“日本国民基于自己的意愿和决心，作为主权者在此制定新的宪法”。与此相对的，我认为之前的日本国宪法与二战结束后战胜国间的《波茨坦公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曾根康弘先生曾经表明有加强宪法“日本特色”的必要。请问，是否可以认为本次的修改将加强“日本特色”作为最大的着力点？
福田康夫：关于记者所说的“日本特色”方面，我们完全没有考虑。负责担当起草宪法草案前言的，是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他当初的前言草案中也有可以被认为是上述意见的表达，但是这些部分都被修改了。我认为，这份草案中表明的是“作为民主国家的日本”的一种姿态。天皇制度虽然明确地写在里面，但这只是作为日本的象征的天皇制度，而没有涉及国家权力的具体权限。我认为其中很清楚地表明，我们是反映了国民志愿的国家。我在此所说的“民主国家”，决不是指日本特有的概念。在日本、以及其他民主国家都是相同的意思。

 - [时事评论]
秦轩(taras) 发表于18:14:16 2006-01-05

安替说

2006年我会重新出发，恢复http://anti.blog-city.com的博客更新，国内朋友可以用Rss软件订阅：http://feeds.feedburner.com/blog-city/anti，或者直接发邮件给antisblog@gmail.com订阅，我会把每篇博客都发送给订户。希望大家能帮我在你们的博客上面发布这些订阅方法。

The cover of the first issue of Ling long. The magazine’s pages measure 13 x 9 cm.

Ling long women’s magazine, published in Shanghai from 1931 to 1937, was popular during a time of dramatic material,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Today, the magazine offers researchers a unique glimpse into women’s lives in Republican-era (1911-49) Shanghai. This site features Columbia University’s collection of Ling long magazine, one of the most complete holdings outside China.

http://www.columbia.edu/cu/lweb/digital/collections/linglong/index.html

教官和唐岩这两个白痴，我真是差点让他们带沟里去了。

最近他们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新闻价值如何评价，给你一条胡哥讲话的，一条山西矿难的，一条国母生子的，哪个新闻价值高，哪个应该放网站的新闻频道头条。

这两个家伙，还真是白痴。他们犯了多严重的错误啊。什么是新闻？如果需要反复解释才能说清楚的新闻价值标准，那这种标准一定是扯淡。尤其是教官，还深刻地探讨美国各主流媒体怎么做封面，说得头头是道。我敢跟他打赌，美国媒体做新闻，判断哪个可以做封面的时候，一定没有经过那么多深思熟虑，没那么多深刻想法。

为什么，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   纸媒和互联网媒体的新闻价值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他们混淆了。传统媒体的新闻价值标准不能放互联网上用，尤其是门户网站用。而且后者，基本上说不需要什么扯淡的东西。教官唐岩都把这两个东西给混一起了。

第二，   谁有权力来决定新闻的价值？这是新闻这种东西的特殊性决定的。不管是行业新闻还是大众新闻，决定新闻价值的只能是他的读者。因为很简单，如果读者不认为这条新闻有价值，任何新闻放到头条和放到夹缝里都是没有区别的。而且，读者群体越广泛，那么评价新闻价值的标准一定越简单。因为只能从群体中找共性。群体越广，能找到的共性越普遍越接近直觉认定。如果一定要经过深刻思考才能推出来的价值观，那一定不是大众的价值观。

现在回过头来说第一条。纸媒和互联网最大的差别还不是即时更新，而是没有了空间的束缚。具体说，本来北京的是看不到重庆一个都市报上的内容的，但是通过互联网就可以看到。门户网站就更是如此了，一上来定位就是给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人看的。而且主要还是给全国人看的。这就画了个圈。北京的老百姓也可以看到重庆一家报纸的内容。

这当然就会出现价值观混乱的问题，因为本来对于北京的老百姓来说，北京都市报上的内容看看就算了。他不会关心重庆发生了什么都市新闻，他连重庆市长党委书记是谁都记不住。在都市报里，这个价值是相当好判断的。但是上了网，地域差别取消。假想读者就是全国的人，于是你不知道这种都市报上的新闻有多大价值，于是贴吧。

其实，说狠一点，矿难的新闻一样是都市新闻。山西发生矿难跟其他地方的人有多大关系呢？在都市报上也只是放在国内新闻，而不是本市新闻吧。

实际上这个关系无非是几个层面的，第一国家的认同，那地方死人了，我们觉得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文化圈的，所以感情上稍微有一点点难受。第二，其实应该是最根本的，我们无意识里面就认为，导致山西矿难的就是当地的政府不力，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政府，所以本身关注的是一党专政的政府合法性问题。如果我们是联邦国家，我敢说，山西矿难，没多少北京人会真正关心。

所以，什么是新闻价值，说到底是没变的还那几条，利益相关，公众关注的人物的事情等等。

所以，传统媒体和网媒的一大区别就是，传统媒体会分层次，分体系，有都市报，有历史遗留的全国发行的喉舌大报。有杂志。而且时间也分，周刊，周报，双周刊，旬刊什么的。

如果说周刊啥的是全国发行的，那么它的时间间隔其实也已经成为选择新闻的新闻价值的标准。

可是门户网站呢，它根本是反着来。甭管是哪个层面的，关于哪个利益群体的都放上来，而且头条也是一天一更新，至少的。换句话说，它没有走向新闻的分类化，专业化，除了头条，次头条什么的，突出标题外，没有办法从时效性，从媒体新闻标准去定一个特定的目标出来。一切都是混成一锅粥的。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是全国暖气费补助要改革的新闻。沈阳都市报应该是做沈阳暖气费补助怎么个改革，大连都市报是大连暖气费补助怎么个改革。而后，周刊杂志会有全国的一个调查，这个又是深入对政策的。

前两者的新闻都是给地方读者看的，后面的新闻可不是说就是给全国看的，因为全国看这个周刊杂志的群体能有多少呢？这是特殊的阶层，不是说大连的老百姓一定要知道中南海或者能源机关的政策是什么样的。象这种新闻分类的清晰标准，门户网站能体现么？不能。所以才会有所谓的“什么是新闻价值标准”的问题。

于是一个很清晰的推断是，既然门户区分不了自己的读者群（我指得是做新闻这一块，附加得增值产品不算），那么算头条其实就是最简单得事情，根据大多数中国人所涉及得，关心得，普遍得东西去做。

放心，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国母生子得新闻在传统媒体都不会上头条，我打赌找不到。因为它得关注者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但是它的确符合网络媒体头条，因为第一，它是符合读者决定媒体价值观得原则得，甭管北京还是重庆人都会关注这条新闻。第二，它是一种解构。其实它得背后压根没有任何核心事实做支撑。它与那个家庭得任何人都没关系，也不会影响任何人得生活，对于塑造这个世界得想象得共同体没有任何得用处。

说到底，它是生活得一种装饰。这又要往下说了。

民族也好，国家也好，书里都说清楚了，这是想象得共同体。但是强调理性得人啊，不懂得人类学得人啊，所谓想象不等于虚假啊。必须理解得是，拥有想象得共同体，就像拥有文化一样，是绝大多数人得生活方式，是必须品。而民族国家得观念就是现代社会生活得一种必须品。

古人也是需要想象得共同体得，从有巫师那天起就有，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认识世界，和确立交往得基本规则。我们今天所不能理解得一些“谬论”在当年就是神圣不可侵犯得。而且是合理得。其实多少年后，也会有人笑我们，国家之间得边界能说明什么，凭什么这条线得这边我就得爱这个国家，迈一步就得爱那个国家？他们会觉得伊拉克打科威特和伊拉克打伊朗都是笑话。

回到现实，说新闻。李普曼早就说过了，人是靠偏见认识世界得。这话说得非常OK。我要说得是，人接受新闻也是靠偏见认识得。他所阅读的新闻被用来塑造，影响他所有的偏见。因为，理论上说，你很难让另外一个行业得人透彻地，运用本行业内的语境、语言去理解这个行业。所以，有些新闻一定程度上说就是行内人给外行说。但是怎么个说法，你必须简化，必须能让外行听懂，其实也就是让大众都听明白。

因此，新闻得价值是变化得，不是有一定抽象标准的，它跟所对应的所要传播的群体的偏见有关。

另外再说一个，不用看西方媒体发展的起源，不用看他们有这传统还是那传统，那都是次一个层面的问题。一个首先的答案是，标准的现代社会有政府，有媒体，有公众。当然这是政治的模型。

在这个体系中，大众媒体的功能是传播知识么？是建立想象的共同体么？也许都有，但是还有一条就是传播装饰性的信息。举个例子。在麦当劳吃馒头，听到放莫扎特。这个莫扎特跟历史上那个莫扎特有关系么？你一定要知道原来的莫扎特是干什么的，要知道这个音乐创造的历史背景么？

不需要吧，不影响你在麦当劳吃东西吧。无论这个音乐来自哪里，如果它是一个符号，它跟以前的语境没有任何关系，原来的与这个符号相关的东西其实都被解构了。所以，这时候莫扎特和周杰伦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这个道理就像在歌厅唱闪闪红星没什么差别。

媒体上传播的信息很多都是这种装饰性的信息。它不是用来为你建立想象共同体的，它不需要让你对它构成记忆。甚至包括矿难信息，这种信息是一种强制的它要求你记住，记住我们这个国家多么罪孽深重。但是，显然，不接受这种信息，一样可以很好的生活。那么记住它干吗呢？

请对他们说一声yahximusiz

　　　　　　请对他们说一声yahximusiz

　　湘女的稿子也许明天后天能看到。从当时想着要去，到稿子出来，心里一直悬着，复杂古怪的感觉。甚至当时头儿耐心说服我一定不能去新疆，我还悄悄长舒一口气，我很怕积郁了太多东西，真正仔细写，万一脑袋一片空白，什么都写不来呢。

　　当时听到《八千湘女上天山》这个选题时，我脑袋直摇。倒不是这个同名长篇报告文学我已看过很多年，而是要真正做好它太难，做不好不如不做。在我心里，它是个如此艰涩的话题，如一条冻僵的蛇，需要在胸膛里慢慢暖醒，然后，它立即对着你心头猛咬一口。我有两个姑姑就是当年八千湘女的一员，一位早已过逝，活着的那位依然在生活中挣扎，她们始终未曾回过故乡，我从没见过她们，她们的消息我所知甚少，而我姨妈不知算幸运还是不幸，当年独自背着行囊坐在宁乡县城通往长沙的大道上等着接女兵的军车，半个多月后失望地回家，与传说中的俄语学校、女拖拉机手、女会计绝缘。
　　
　　湖南经视正在热炒“湘女回故乡”，我们要做这个选题，正是湖南经视希望配合宣传，代理我们来回路费。给家里电话，母亲说，虽然湖南经视的主持人要她觉得太浅薄，令她直想骂人，但她还是每每看得情动难以自抑，她是６０年代作为盲流自己跑到新疆去的，毕竟不是政府集体组织骗去，自然永无资格进入历史，当然，他们也没经历过前一代人那般沉重的苦辛，那种投身天堂却掉进地狱的磨难。毕竟八千湘女那一批，大部分人当时都还未成年。
　　
　　既然大家一致同意说要做这话题，我终于热乎起来，强烈要求参与其中，我说，还有人会写这个题材写得比我更好的吗？于是，那头驻湖南的记者邓飞迅速有了回音，经视可以负担我的路费一同去采访。

　　我才知道这个话题在湖南被湖南经视搅热到了什么程度：听说，经视将专机接一些代表回来，而热烈响应号召自费驾车重经当年八千湘女路，去接老湘女回乡的市民已准备了上千台车，此活动的结尾，是在新疆寻得一饱经沧桑的巨石立在长沙湘江边上做一巨大的纪念碑。它的确一开始就是个商业操作，甚至带着我强烈不喜欢的《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气味，但它更的的确确搅动了许多人的――我不知道该怎样使用这个字眼，总之，无论是什么旋律，我相信这个纪念碑至少还远没北京某报发动建一座“抗非典胜利纪念碑”那么无耻。架势摆好，唢呐一响，离人再远，眼泪也被乡音催落。多年前贡献出自己的女儿，今天有人记得，无论纪念时被迫赋予其什么意义，但在中国这块总是习于忘掉自己儿女的土地，总归是桩破天荒的事啊。

　　我个人总怀疑，“湘女回故乡”能热到这个程度，除了她们独特命运中有打动人心处外，多少还因为，对新疆这块土地，部分湖南人心理上会有比其他地方的人有更深厚的情感渊源，虽然今天新疆移民中来自湖南的人口比例远低于北方其他省份。但最关键时代的确与湖南人有关，先是左宗棠、刘锦棠收复新疆设省，有了“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之语，自后的新疆和平解放，起义者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接收者王震都是湖南人。据说，当时全疆汉族不满１０万，革命军人却有２０万，本以为解放了全国人民，该解放自己，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谁料竟要在此打一辈子光棍，于是，便有王震向湖南的黄克诚要女兵，有了八千湘女上天山。

　　我父亲一家能追溯到的历史，正从左宗棠西征开始。据说一位先人自小从军，数十年后孤身从新疆返湘，形同老丐，侄辈中惟有一家未嫌弃他。后侄孙善读书，家贫无力负担，老头便摸出腰刀割开军靴，取出藏匿多年的金条，父亲一家由此开始翻身。不过，自后两代人读的全是军校，第二代人大都在同乡陶峙岳麾下服役新疆，１９４９大兵西进，他们竖旗“咸与解放”，随后全部成了犯人。再后来，是我父亲在家乡立脚不住，手执陶峙岳亲启的信笺跑到新疆，未几，光杆司令陶峙岳靠边站。

　　等我父母到新疆时，当年湘女的孩子早已能背着书包上学堂了，而且各省青年男女源源不断补充进来，湖南人早被稀释得不成比例。甚至，我母亲刚在一个连队立脚时，她竟是那里的第一个湖南人。众人道：“呀！湖南妹子，厉害啊！”于是，我母亲便听到了第一个当年湘女的故事。主角是长沙一大户人家的女儿，刚落脚就美得惊动了师首长，首长三天两头开着吉普下到田里慰问，但该女冥顽不化，任各级领导死活做不通工作，而首长也表现出惊人的布尔乔亚耐心，不是亲来就是秘书写信表示要组建革命家庭。有回首长携随员到农田探望，浩浩荡荡一干人马跟上，该女竟不理不睬，首长便亲剖一西瓜进前双手捧上，该女接过西瓜便劈头砸在首长头上。首长一生征战杀人无数，竟大庭广众被一黄毛丫头羞辱，怒从心起，当场拔枪将该女击毙。首长后竟免于刑法，只关了段禁闭后被降职调动，死者妹妹得信，千里寻仇，声言不偿命便要亲手执法，终于惊动党中央，至于那位不幸的首长，是到另一个世界继续追求还是留在阳世永失自由，大家已记不清了。

　　今天看到关于湘女的报道，几乎全是“组织介绍，个人同意”，终于幸福的故事，尤其喜欢重点介绍当年积极分子、今日功成名就的八千分之一。也许对多数人来说，真是当年那些“我比胡杨泪更多”的往事，她们不愿向人提起，甚至，“最难夜夜梦家乡，想爹娘，泪汪汪，遥向天山，默默祝安康。既是此身许塞外，宜红柳，似白杨”也早成了往事。她们那一代人的时运不济还落在第二代人身上，因为等到１９７８年时，他们的子女早已成了农场职工，既不可能通过升学回到故乡，更不可能举家迁回原籍，不再把自己作为国家祭品的指盼，只能落在孙辈身上。
　　
　　我家一位老邻居是王震、王首道抗战末期从浏阳招的老兵，随王震入疆。说起当年，他曾介绍，有人眼见将孤身终老戈壁而绝望自杀。第一批女兵抵达时，狼多肉少，中下级军官连女兵影子都没见着，牢骚比以往犹甚，于是便有动员大会，刚做新郎的大老粗首长大手一挥，豪气干云：党中央毛主席说话算数，有些革命军人瞎说只有首长才有老婆，不对！毛主席说了那就一定会做到，放心，老婆肯定会每人发一个的。

　　也许是人在讲故事时，希望举极端的例子，老先生口中说的“发老婆”是实在的“发”，女兵们按指标就近分到需要的首长身边，刚一抵达，首长们便忙着收获，至少并不全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做思想工作，因为新疆的“女人荒”是如此的严重，因为“批判的武器”未必总是有用，所以，关键时刻还得靠“武器的批判”：“不同意也得同意，门一反锁，你想，都是些女娃娃，能反抗得了么，第二天大家就上来道喜。”老先生还笑言，还有为了免得首长之间互相挑选争抢，就如公平发放战利品一般，人刚一到就抓阄，抓到谁是谁。这里有多少为增大传播效果的语气夸张，我不知道，但当年听人反复说起这段历史，几乎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斗争”的例子，少有“绘画绣花”式的“雅致”和“从容不迫”。心智未开的时代，初听陈年旧事，竟未如今天想来这般惊心动魄。――只在偶有一次听说，有一车女兵被少数民族土匪给半路截走，“我们”的“军需品”竟然成了他们的“战利品”，那种愤怒呵。

（当年，她们风华正茂）

　　事实上，作为战利品或后勤装备的，远不止“八千湘女”，先后还有很多省份的女兵被配备给当地军人。现在的说法，当年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以数十万计，多少人是因此而被招去的。那位老先生的太太就是山东人。有的说法是，最开始是在山东招女兵，因为战争造成该省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许多寡妇也一并招来，被送往新疆的，除了年轻女学生，甚至还零星有北京、上海等地被改造的妓女。不过，越到后来，军婚的自由程度越高，不复当年惨烈。其他省为那里贡献了多少女儿，手头没资料，那一批人，除了湘女，似已无人再记得她们。

　　我大抵能想象得出今天还活着的湘女在年轻记者递近的话筒前，该是怎样的反应。她们的命运恰如今天中国的命运，虽是强行成婚，一年年苦熬过来，少年青春被戈壁风沙染白了双鬓，那人成了丈夫，成了孩子他爸，接受下来，接受下来，一切便成了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一部分，父性的话语便左右了可怜的母亲的记忆母亲的感知。把强迫当成坦然的争取，便在心理上摆脱了苦难，这还并非心理对苦难的适应，更有外在无时不在的灌输之功，官方的话语强权最终会内化为她们的自我认识。湘女的子孙会谴责他们父母的婚姻么？

　　只有我父母那一茬稍晚些的盲流，今天才会毫无“献身边疆”之类的大词，因为没有欺骗没有强迫，没有“认命”，只有“活命”。政策松动时，能迁则迁，不能迁则一定要子女考上大学离开这里。

　　命运，就是无处可逃。如果我现在问母亲，当年刚刚中学毕业的姨妈最终没成为八千分之一，是幸还是不幸？也许她会深思半晌说，无所谓幸与不幸，因为姨妈很快嫁到一个遥远的矿山成为矿工家属，即使不曾早逝，几十年后再看，并无好坏之别，甚至，在新疆意味着会有更多可能，因为在那个时代，那种家庭出身的人，别无选择。某一天，等我给自己的孩子说道历史，会告诉他，民族的悲剧时代，不仅是一颗大树被伐倒，还有每个家庭、每个个人，像树上每根枝条、每片叶子被揪下来，打在泥水里。

　　所以，５５年过去，即使少数后来设法回到故乡或离开新疆的“八千湘女”，闻知今天的活动，想来也会感动莫名，哪怕她今天依然在某个时候悄悄认为那是不堪回首的苦难，但依然会在这一刻留恋那早已解体但却总可为人生意义有个交代和安慰的话语。至少，苦难总要成为一种独特的情感记忆，是我们的一种心理需求。――如果还记得经常日本有当年“满蒙开拓团”的成员或后人会悄悄回到他们的“满洲”暗自凭吊一番，便会知晓这种人性的共通之处。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对苦难生活和命运都会有相似的的耐受性。当年建州鞑子杀进家园，让无数男女被淹没在命运的血海中，最后，它还是变成了我们的大清。赵无眠的《假如日本战胜了中国》，愤青自不能接受，但道理却是如此冷酷无情。

　　也许，拿日本殖民者来进行比附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但在当年，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抵达各自的目的地时，情形又有何不同，今天的差别在于，一个是还在被肯定的有价值的“贡献”，一个则早已是“被欺骗”。但是的但是，“湘女回故乡”为什么在湖南这块地方这一活动会有如此的反响，的确还在许多人心中有别样的历史渊源意识，我母亲就说，当年她想到将来为孩子起名，首先想到的就是从杨昌浚的那首《恭诵左公西行甘棠》中取字。我不知道热烈响应者中是否有人还有那种潜意识，新疆之与湖南，用杨度《湖南少年歌》中肆无忌惮的说法便是：“茫茫回部几千里，十人九是湘人子。左公战胜祁连山，得此湖南殖民地。”

　　是的，我终于小心把话题引到这儿，已经是一种可怕的政治冒犯，但是在纪念“八千湘女上天山”时，可曾有人想过一些维族人默默旁观时，心头掠过的是什么感受？这是我在听到这个选题时，第一时间的真实反应。因为我在那里出生长大，有当时的切身体验，在二十年后，民族问题越来越敏感微妙，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膨胀的时候，我无法不在这个时候产生联想。

　　是的，当年的湘女无疑是一批不幸者，她们接到了天堂发出的邀请函，却被带到地狱，但是，终归她们一直不缺乏组织给予的意义和说法，终归有故乡大张旗鼓的纪念活动，与她们命运相伴的，始终不乏热烈的主旋律资源。而那些维族人呢。当年，他们在路边驻着坎土蔓看着一车车的汉人从东面来，扎下根，生而育女，后来，“老城里无数的维族社区消失，再也没立起来，只看到汉人的社区长了腿似的一路扩张”，一位在北京读书的维族学生在ＢＢＳ上这样说道。没有人倾听他们的声音，官方宣传的民族优惠政策在现实中的走形和冷嘲式的事实，会要他们怎么想，这需要掉过头来站在他们立场上才看得清。

　　强势的族群会在心理感受上较弱势民族族群迟钝许多。很多年后，我才能想起来，当年在建设兵团的子弟学校里，我是经常参与到殴打欺负少数民族学生的行列中的，他们来自周围的小村落，人数非常少，遇到挨打只能取不反抗姿态。我不知道当年的同学有多少人在成年后终于开始意识到，这种在我们看来，更像是不懂事的孩子间的正常打闹，会给那些维族同学一生留下怎样的心理印记。也许多数打人者早已忘记，但我相信，那些被打的少数学生不会忘记。甚至，他们曾努力“汉化”的尝试会成为一种耻辱，我记得我们班两位维族同学有着异常奇怪的名字：革命、革命古丽，我不知道那两位今天早已成“羊冈子”的女同学是否依然保留着时代烙在她们的符号？她们今天怎样才能向自己的孩子解释这奇怪的名字？

　　我看过ＢＢＳ上愤青大骂疆独时举例说，有维族同学对他们声讨日本人的罪行时不但表现冷漠，甚至面露嘲讽之色，我相信发生过这样的事实。如果他们竟然能与汉族同学产生强烈的对日情感共鸣，那才叫活见鬼了，情形只会相反。――我以为，仇日愤青应当最善于理解这种反应，如果他肯稍微的以己度人，肯花哪怕一丁点时间知道一些历史的话。问题是，偏狭的人在对待一切问题上都是偏狭的。而原本，一个在人口和现实处境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族群，的确应当对少数族群历史留下的敏感心理有所体谅。因为，他们无法发出声音，也更没有人倾听他们的声音。当年新疆第一任督军杨增新统治时期，杨是努力学会了维语的，并且要求汉族官吏必须学会维语，但在今天，可有汉族官员通维语的？虽然这种比较不适当，但军阀时代和日本人统治满洲时期，的确比今天做得更好。　　

　　和ｔａｒａｓ说起过回族近代不幸历史造就的一种偏狭心理的问题，甚至ｔａｒａｓ自己也认识到自己身上经常显示出这一矛盾：能清醒地觉察、警惕身上可能保有那种历史集体记忆的偏狭心理，但却无法始终使自己在任何时候有一种豁达开朗。――这该是圣人的标准了吧？不能不说的是，在新疆，当年土著汉族因为有着与其他民族长期杂居生活的经验，他们更能理解、尊重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而其后大规模流入的内地移民根本缺少与异族共同生活的经验，尽管有强力的政治环境迫使他们互相要捏合在一起，但是，内地移民的持续猛增，稀释掉了这种数代人积累起的沟通和理解。孩子们从成年人那里得来的关于汉族与少数民族生活文化差异的解释，有很多是严重妖魔化而且是极具侮辱性的。

　　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补偿心理，我会下意识地站在他们一边，有意思的是，有回一位网友一定要见面，居然请我在清真饭店吃饭，原来，他一直认为我是穆斯林。有我这样的穆斯林，在碰到某些争执时，效果会好过ｔａｒａｓ吧？前几天，他又因为某人在Ｂｌｏｇ上对穆／斯／林的不敬之词而动怒，看上去他更像是神经过敏的一方。是的，据说，每年都有新闻同行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受到处分，但是，这种文化和宗教的官方保护姿态，丝毫没有减少这种隔膜，某种程度上反加深了这种隔阂。正好这边一位去过新疆几次的同事说起这个话题，他竟然也一直认为，禁食猪肉源自宗教图腾。这种隔阂，我不认为，化解的责任在人数较少，缺乏真正话语权的一方。仅仅因为被官方话语屏蔽掉的历史，就应当如此。许多愤青在陈说美帝的虚伪时，强调他们对印地安人的屠杀和剥夺，强调他们迟到几百年的道歉的无关痛痒和伪善，但人家毕竟承认了历史。

　　１０月份从深圳回了趟老家，出了火车站，路过一位在屋檐下躲雨的维族年轻人的摊子前时，突然灵机一动，冲着他说了声：yahximusiz（你好）！他眼睛里立即跳出热情喜悦的火花，为我翻烤羊肉窜时，话格外多，汉语。其实，普通人时刻关心的是讨生活，民族意识、情绪，他有，可现实更是现实，所求不多，一句“yahximusiz”、“Rahmat”已足够要人惊喜，因为他们平时听到的，不是恐怖分子就是小偷。有一天你会和我一样认为，这不公平。